古灵四先生是宋代侯官县（今福州）人，分别为陈襄、郑穆、陈烈、周希孟。作为“倡道于海滨”的理学先驱，不仅在福州以身传道，更注重兴学授徒。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中特辟《古灵四先生学案》，于“序录”中解释道：“宋人溯导源之功，独不及四先生，似有阙焉。”
陈襄字述古，学者称之为古灵先生。在他求学的早年，当时学人为了科举，“溺于雕篆之文，相高以词华”，即注重辞藻、对仗、声律的形式美观，内容则不免空洞无物，或陈词滥调。陈襄与同里的陈烈、郑穆、周希孟为友，“气古行高，以天下重任为己任”，不愿为功名利禄降低志向，是林觉民“少年不望万户侯”的先行者。
同学、乡人都笑话他们，视为异类，但陈襄不为所动，且并非空喊道德口号，毫无行动，而是身体力行，且做得更加坚定，志向更加笃实。这样日复一日以身行道的结果是，当时的学人渐渐被他们感化，甚至有学子不远千里而来。后来陈襄进入仕途，为河阳（今河南孟州市）的知县，他就投身到当地教育事业中，兴办学校，为大批学徒说经讲学，亹亹不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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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向他的上司富弼打小报告，说他这么做，其实是为了赚学徒们的学费、礼品。大家都劝陈襄避嫌，不要再授课了，以仕途名声为重。陈襄引《孟子》中孔子的话以明志：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往矣！”东汉经学家赵岐释“缩”为“义”，南宋经学家、理学家朱熹则解为“直”。从内自省，他认为问心无愧，且说：“以谗人使诸生遂不得闻道，吾耻之。”从对象考量，学生能够受到圣贤大道的教诲，这种价值远胜过个人荣辱，所以他更加坚定传道授业的决心。
富弼很赏识这位后辈不徇流俗的学识与风骨，入朝为相之后，推荐他为太常博士。陈襄向神宗推荐了很多人才，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颂、范纯仁、苏轼，以及后来的理学宗师程颐等33人。临终之际，家人询问遗言，陈襄“索纸笔书‘先圣先师’四字”，可见从始至终，圣传典范皆铭刻于心，无时或忘。
《后汉纪·灵帝纪》有云“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遭”，意思是能够讲解经书的老师还容易遇到，而行事作风能与所传之道相吻合，表里、言行如一的老师，这就难能可贵了。郑穆就属于后者。
宋神宗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郑穆相继为岐王颢、嘉王頵侍讲。二王乃神宗同母弟，皆为有“女中尧舜”之誉的宣仁皇后高滔滔所生，身份尊贵非凡。郑穆毫无谄谀之态，而是严格要求二王，不时进讲劝戒。同时严于律己，“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”。神宗赞叹：“如郑穆德行，乃堪左右王者耳！”
哲宗的时候，郑穆任国子祭酒。国子监是当时官学最高管理机构，祭酒又是国子监最高长官，元丰改制后为从四品，非常清贵。临近耳顺（六十）之年的郑穆，对当时来问学的十来岁少年，“必朝服迎接，以礼送迎”，丝毫没有端出高官、校长的架子。这就难怪“学者尊其德而服其教”了。后来又有两位王爷请求郑穆作为自己的讲官，太学生也强烈请求他再任学官之长，哲宗就派他同时兼任这两个职务。古代有七十致仕的礼法，郑穆不贪恋权位，主动乞休。太学的数千名学生竟然又联名向宰相递状纸要求延缓郑穆退休，足见他在学生心中的分量有多重。
孔子谈到自己的志向，愿“少者怀之”，郑穆做到了；又“朋友信之”，郑穆也做到了。“故人张景晟者死，遗白金五百两，托其孤”，一个人会主动要求把孩子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已经说明在朋友心目中，郑穆是多么值得信任，认定他有义气，一定能够克服万难，担负起培育孩子成材这件大事。白金五百两，绝非小数目，然郑穆说：“恤孤，吾事也。金于何有！”把钱退回去，而把孩子领养过来。
《论语》云：“朋友死，无所归。（孔子）曰：‘于我殡。’”可见郑穆把圣贤经典内化到骨子里了，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就盛赞他是“真儒”。
陈烈字季慈，学者称为季甫先生。与陈襄、郑穆不同的是，陈烈终生不出仕为官。陈襄《怀友人陈烈》一诗写道：“思君苦节直艰难，四十穷经草野间。”
陈烈十四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相继离世了。庆历初，与陈襄一起参加礼部考试，而陈襄考中，陈烈下第。当时陈烈的年纪，还未满三十岁，完全可以来年再战，但是他却从此“不复赴礼部”。《宋史》品评他“介僻”，置于《隐逸传》。陈襄却屡次举荐陈烈，且向别人解释：“世多以季甫为洁身不仕之流，非也。盖其志孔、孟之道，不肯苟进而已。”
陈烈不出来做官，并非逃离世俗社会，做个山野闲人。陈襄诗里写道：“文为周衰能力救，礼遭秦祸欲重删。”原来陈烈是厌恶当时衰敝的文风，且想要重修礼书。这或许也是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当时场屋皆流行“雕篆之文，相高以词华”，若想中第，就少不得迁就这种文风。难怪同样反对“时文”，要求“复古”的欧阳修会推荐陈烈为太学学官。
先秦礼书繁杂无统，想要整理实属不易，陈襄却甘坐冷板凳，自庆历年间开始“潜心”研究。他同样是个身体力行之人，“虽御童仆，如对大宾。里有冠、昏、丧、祭，请而后行”。世俗或讥笑他不近人情，司马光上言“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，虽有迂阔之行，不合中道，犹为守节之士”，持论公平。
朱子赞赏陈烈的读书法，说他早年“苦无记性”，读到《孟子》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”，才恍然大悟。于是闭门静坐，半月不读书，只求“放心”，然后再去读书，记性就大大增强了。
周希孟字公辟，取《孟子》辟杨朱、墨子之说为名、字。其人终身，亦以辟佛为使命。
从陈襄《答周公辟书》可知，希孟去信，为陈襄取字述古，希望他“慎取尧、舜、周、孔之作而侈大之”。舜流四凶，“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、贼子惧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陈襄看出希孟此举有“激劝”之意，大概是因为陈襄山居以来，“混然与浮屠居”，在希孟眼中，有违纯儒之法。陈襄则解释：“摧枯朽者易为力；拔深根者难为功。”“后复有为退之（韩愈）者，虽持独智，岂易为力哉？”寄望希孟“慎而折衷之”。此外，陈襄自谦对于“《易》《春秋》天人之说，犹所未至，盖力不足故也”，并关心希孟“眼疾”是否好一些了。可见希孟专心著述，惜乎所著《易义》《春秋义》《诗义》都没有流传下来。
欧阳修为仙游名臣蔡襄写墓志铭，提到“闽人多好学，而专用赋以应科举。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，学者常至数百人”。可见希孟与陈烈一样，都是不追逐时好，笃好古学的儒者，因此也没有出来应举求仕。反倒是当时的知州刘夔、曹颖叔、蔡襄“亲至学舍质问经义”，而这三位都是考中过进士的，却皆不以请教一无功名的教书人为耻，可见宋代尊儒重道深入人心。“德尊”至少在道义上，还是胜过“爵尊”的。
地方上不断向中央推举周希孟的学识、品行，皇帝就特别下诏“赐粟帛，授将仕郎，试国子监四门助教，充本州学教授”。希孟三次辞让，都不被同意。可惜不久后，希孟就以病辞世，年仅四十二岁。
弟子七百余人，其中许将年仅二十七岁，即登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癸卯科状元，成为福州历史上第一个金榜状元。此外，还有潘鲠者，从希孟学，著有《春秋断义》《易要义》。可见师徒相传，薪火不绝。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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